“日本人挺老实，傻呼呼的，好弄好骗。”“日本人真听话，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绝对服从。”“日本人容易支配，容易管理，他们心眼儿死得很。”“一个日本人是条虫，你爱怎么捏就怎么捏。”“日本人胆小，害怕动真格的，你抄起家伙，他就吓得不敢作声。”去日本以后，从东京周转到大阪，发觉在中国人新闻媒界和留学生圈子里，也确实存在这类议论说法，甚至更维妙维肖，常配有举例说明，还有亲身体验的证明，显得颇有市场。
一个曾在国内当过公司经理、现在日本攻读经营管理学的朋友对我说：“我打算攒点本钱就回国创建自己的企业，我以为只要采用日本经营管理法，中国人就能像日本人那样认真卖力干活，我自信我能大发展。你等着瞧！”我对他说：“这是错觉。有效率的经营管理法，一定是它能给人带来最大实际利益。日本的经营管理法，事实上是遏制抹杀个人意志和独创性热情的，它只需要和造就按步就班的机械式运转工作。日本人之所以在这种经营管理法下觉得‘合身’，是因为日本的民族素质是‘一块饼（粘糕）’。而中国的民族素质是‘一团散沙’，日本的经营管理法捏不拢粘不住这团散沙；合身于中国民族素质的经营管理法，还没出世，更不用说上市了。说到底，经营是人对人经营，管理是人管理人，这是任何经营管理法的中心实质。不相信你走着瞧！”
一个在日本从语言学校读到大学、再读到硕士毕业、随后就职的同乡对我说：“日本经济尽管不景气，但要是雇了外国人，也不大会裁减，只要你好好干。这也算是一颗定心丸。再说一年也有几次回国出差，光出差补贴就抵得上国内两三个月的工资。所以尽管辛苦，想想也值得。”我对他说：“这是错觉。首先日本企业雇用外国人，其目的绝不是出于为外国雇员的利益考虑。一旦必需，你不通过法庭能否拿到解雇费还是个问题。因此这颗定心丸，事实上是根很不安全的保险带。其次你从经济收益上进行比较，你是光精算到手的钱有多大差别，但却没精算为此所付出的身心代价。难得见到你，每次都是憔悴疲倦样，你承认是靠酒精尼古丁和安眠药来平衡控制自己的。你就职三年以来，没加过一分钱，连一年两次的“ボ ナス”（奖金）也在削减，而且出差补贴等，也是你想方设法编造名目申请得到的。在公司里，你是随人差遣的小三子，你必须竭力忍气吞声才能维持跟上司同僚的良好关系，而且也未必被人真正看得起。你在日本的状况，实际上是过着没有社会地位、而且难以得到改善，可说是在卖命、然而又得不到真正身心平衡的生活。这就是你所付出的代价。”
由于中国同日本的流通货币其价值兑换太过悬殊，在日本贪次小便宜，就相当于在中国发笔小财；在日本很顺手的“牵羊”，就相当于在中国冒险盗窃；因而想靠不择手段的赚钱捞物，支持自己在日本生活下去，就成了支配自己种种行为的主要心理动力。如此也是对自己遭轻视、歧视和无视，身心一而再三忍辱负重的弥补。但这种补偿，是建筑在以国内状况和价值观为衡量尺度的意识心理基础上的。归根结底，这还是源于错觉：在国内人心目中我是“人上人”；其实在日本却过得“不像个人”。
中国有个典故。战国时有个著名军事家叫孙膑，一次他帮人赌赛马，双方都有上中下不同质量的三匹马。他用下马对对方上马，用上马对对方中马，用中马对对方下马，结果以二比一取胜。这是智取。但在日本，中国人通过同日本人之间不同层次的各种交流所产生的优越感，却不是这种意义上的智取，而是日本现实强加给中国人的结果。事实上，在日本以各种方式打工的上中下各个层次的中国人，几乎可以说都在同中下层、最低层的日本人接触交往。因此，在国内一流大学当英语教师，而就职于日本小加工场，是有理由产生错觉的。在国内大医院当牙科主任，而在日本私人诊所当助手，也是有理由产生错觉的。进一步说，在日本用日语写书并出版、很有点名气的中国学者，在日本二流或二流以下的大学只能当副教授，也是很有点理由产生错觉的。至少还没听说过见识过日本学者，用中文写书在中国出版的。
中国人的种种错觉，既有受现实环境“强制”所产生的性质，又有本能地进行自我补偿的功能。看来要改变这类意识心理，只能说来日方长。
（摘自《让我说几句留学日本》奇凡著，作家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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